楔子

2025年12月26日，上午9:20分。刚刚在21号楼国际医疗部为患者召开完一场MDT（多学科诊疗）的陆维祺大步流星来到8号楼手术部。更衣、洗手后走进31号手术室。

手术台上，患者已进入全麻醉状态，监护仪屏幕上的波纹和数字显示生命体征指标平稳。患者名叫小雨，24岁，罹患腹盆腔软组织肉瘤，病程已至晚期，有肝、肾肿瘤转移，恶性腹水，肾盂积水，化疗期间发生持续出血，血色素已低到危及生命的程度。

这场手术的目标是以最快的速度减瘤，止血，让患者有机会获得进一步的综合治疗。在此过程中，要尽可能减少对患者重要血管、脏器等身体器官的损伤。

躺在这张手术台上前，年轻的姑娘已经为治病承受了很多痛苦，但此刻那张小巧清秀的脸庞看着很安宁，仿佛只是睡沉了。无影灯下，是她高高隆起的腹部。

手术区域已做好消毒，陆维祺站到主刀位，发出指令：准备好了，开始手术！他手中电刀从腹部正中逐层切下，刚切开腹膜，血水立即从切口迸出、喷溅，一助王医生快速以纱布压住，二助许医生持负压吸引器吸除血水。

腹腔随刀锋绽开，一汪深红中露出部分肿瘤，极不规则的丑陋形态。陆维祺以左手辅助，右手电刀不停。随着切口扩大，血水迅猛噴涌，几层铺巾瞬间浸透。陆维祺的手术服亦被浸透一大片，他心无旁骛地辨认手上摸到的组织脏器，首要任务是弄清楚与肿瘤粘连和侵犯的部分是什么结构，才能决定下一步操作如何进行。一助扩大切口掏出部分肿瘤，帮他获得更好的视野，二助吸除动作加快，否则就会跟不上出血的迅猛势头。

9:40分，吸引器的两只积液瓶即将全满，护士立马更换。血泊中的奋战还在继续。血性腹水基本排出后，出血点仍在出血，麻醉医生催促，需要尽快输血，快去血库要10个单位的血来，手术室里氛围紧张起来。陆维祺镇定自若、丝毫不乱，在一助的协同下，他一点点梳理清楚，哪里要慎之又慎、分毫必争，哪里可以果断放弃、“大刀阔斧”。他不断变换重心，获得更好的操作角度，得力的一助总能第一时间发现间隙，予以辅助，使他更加游刃有余。

手术现场

10：30分，巨大的肿瘤连同部分小肠和结肠一并切除，腹腔所有出血点找到并予以电凝及缝扎止血。手术最艰巨的部分告一段落，但尚未完成，接下来可以由一助、二助继续。陆维祺向大家简短嘱咐后快步离开，妇产科还有一场手术等着他去救急。

以上情景，是外科医生陆维祺最平常的一个工作日上午的片段，他已经在临床一线坚守了42年，如今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普外科腹膜后及软组织肿瘤外科的顾问。腹膜后肿瘤是一个罕见病，大多数普外科医生的职业生涯中难得遇见几例。此病诊疗复杂、手术难度大，一度被视作无人敢触及的医学禁区，而陆维祺从2009年起专攻腹膜后肿瘤，着力于以手术治疗为主的多学科综合化个体治疗，开创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腹膜后和软组织肿瘤外科，成为了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

陆维祺

迎难而上勇开先河

说起腹膜后肿瘤，大部分人会觉得很陌生。据统计，原发性后腹膜肿瘤占全身肿瘤的0.5%以下，多为软组织肿瘤；占全身软组织肿瘤的10%~20%，平均年发病率约2.7/百万人。虽说概率极低，可一旦成为这种病的患者，就会经历难以想象的折磨，且此病容易反复局部复发，患者往往会经历多次手术，并且复发间期逐渐缩短，直至最终无法再进行手术。这是一种令普外科医生都望而生畏的疾病，也常有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陆维祺之所以会成为开辟新路、专打硬仗的人，在一定程度上看是偶然，也是一种必然。

生于1961年的陆维祺，少年时代和青春年华正碰上那特殊的十年。作为家里的男孩，他原本已经做好了自己去农村插队落户，让姐姐留在上海。幸运的是，他读中学期间，国家恢复了高考。他的父亲是外科医生，母亲是内科医生，自幼耳濡目染，自幼就崇敬和向往这个救死扶伤的职业，决心参加高考时报考上海最好的医学院。

此前十年的荒废，令渴求知识和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年轻人们背水一战。陆维祺参加高考的1979年，积压的考生集中爆发，而全国高校数量有限，招生名额稀缺，一个县仅有少数学生被录取。据统计，全国468万考生中仅录取约28·4万人，录取率仅为6%左右。这是被称作“史上最难”的一届高考，凭借知识分子家庭重视教育的基础和2年半的认真备考，陆维祺如愿以偿，成为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学生。

1984年毕业后，陆维祺进入上海中山医院普外科。父亲教导他，外科医生是在实践中、尤其是手术中成长的，他便有意识地多去看手术。当年，他的导师是擅长大肠癌诊疗、在胃肠外科有卓越造诣的蔡成机教授。蔡教授的带教方式与父亲不谋而合，他对学生的第一个要求是：多去看手术，要从怎么取切口开始，一直看到纱布包好，怎样绑绑带，也就是说，要将一场手术的全流程看完整。

由于蔡教授带教格外严格，在年轻医生那里得了个“蔡老虎”的名号。大家都知道，在手术台上给“蔡老虎”当助手，丝毫懈怠不得，反应慢了、递东西迟了或者错了；对病人管理不好，病史和近况没弄清楚；跟不上“蔡老虎”的思路和节奏，都会被他严厉斥责。时间久了，学生们都有些害怕，有些人后来就不情愿跟蔡教授的手术了。只有陆维祺不怕，他觉得导师严格是好事，是督促自己快些进步。他竭尽全力跟上导师的步伐，不仅不会挨骂，还总能提前一步。往往蔡教授没开口，他已经做好了，比如说病人的引流管，什么时候要拔、引流多少量，引流物什么颜色，当导师问的时候他已经处置妥帖、回复得清清楚楚，自己想到要做什么也提前报告，让导师心里有数。如此一来，他很快成了导师的得力助手。蔡教授曾跟普外科主任讲，科里高年资医生不够，手术时，我带小陆就够了。也是从那时起，陆维祺深切地体会到，手术室如战场，手术台上养成主刀与助手之间的默契，既有助于高效、高质地完成手术，也能极大地促进有悟性、有上进心的年轻医生成长。

陆维祺在手术室无影灯下

行医二十年之际，陆维祺升任主任医师，被委派到位于延安西路、凯旋路的分部担任普外科主任。初到之时，他发觉该院区的外科病房十分冷清，有一天整个病区只有4张床位是有病人的。且病房设施陈旧、办公条件简陋，收治病种单一、医务人员匮乏，工作氛围也不够积极。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频繁的人员流动，导致无法形成较为稳定的团队和规范化的管理系统。

陆维祺的到任，从建章立制、美化环境开始，继而开展优化工作方式和提升工作热情的培训，使得普外科的工作质量短期内得以显著提升。但要吸引病人、留住病人，最终靠的是医疗质量，医疗质量才是医院的生命线。他还告诉同事们，我们有强大的本院做后盾，不要轻易推走疑难和危重的病人，当本院缺少床位时，也可以接收本院的病人转到我们这里来治疗和做手术。敢说出这番话，前提是他对自己的手术水平很有自信。此前二十年，他最先是跟蔡成机教授做肠胃道手术，后来又跟王炳生教授做胆道手术，还曾在升主任医师前主动要求去血管外科、泌尿外科、肝外科、骨科等科室轮转，因为他知道，此时的“轮转”对病人的管理和对手术的理解完全不同于做住院医师时的“轮转”，所以当时他已经能完成普外科所有类型的手术，遇上难度特别大的手术，他经常会从本院请童赛雄、靳大勇教授等高人来帮助开刀。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和积累，分部普外科不仅面貌全新，在患者中也拥有了良好的口碑与人气，逐渐以擅长进行高难度手术著称。也是在那时起，陆维祺开始关注到腹膜后肿瘤，这类患者经常被医院拒绝，因为其肿瘤往往牵扯许多重要脏器和血管，诊治非常棘手。患者本来看病就难，更难找到有丰富经验的医生进行规范治疗。而实际上，一个外科医生，或者单单一个普外科并不适应腹膜后肿瘤治疗的需要，只有多学科协作才能提高诊治和手术的成功率，于是“成立一个专治腹膜后肿瘤团队”的想法，开始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有一天，陆维祺在开结肠癌会议时跟时任中山医院党委书记、普外科主任秦新裕教授讲：“现在得腹膜后肿瘤的患者好多啊，我今年好像开了十几例吧。”当时秦教授微微点头，不响。次日，本院一个副主任来分部开刀，在手术台上告诉陆维祺，昨天的外科例会上，秦新裕教授宣布，你陆维祺主攻腹膜后肿瘤！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手术正在进行中，陆维祺没让自己的情绪起太大波澜，但当天晚上，从来倒头就睡的他激动得有些失眠。作为一个普外科医生，熬了20多年终于被科里确定了自己的专攻方向！但腹膜后肿瘤是普外科领域公认的“硬骨头”，专攻于此就意味着踏上险途，从此以后，总是要担负格外重大的责任、时刻要面对不可估量的艰难。天降大任，舍我其谁？他天性中的那股敢闯敢拼的劲头上来，不仅要抓住机遇、还要一马当先，要在普外科这古老的科室中辟出一支全新的分科，这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事业！

2009年，在秦新裕教授的推动下，中山医院腹部软组织肿瘤多学科诊疗专家组成立，这个专家组中涵盖了放射科、普外科、泌尿外科、介入科、妇科、血管外科、骨科、肿瘤内科、超声诊断科、病理科、核医学科的十几位临床经验丰富的教授，由陆维祺担任负责人。这也是国内最早成立的软组织肉瘤多学科团队，很快就成为在国内极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诊疗团队，治疗效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中山医院腹部软组织肿瘤多学科诊疗专家组MDT（多学科讨论）

多学科协作创造奇迹

从医学上来讲，腹膜后肿瘤是一类由腹膜后间隙长出来的软组织肿瘤，且大多为肉瘤。肿瘤生长在脊柱前，大多数脏器后，掀起腹膜来才能看得到肿瘤。陆维祺看诊时，经常被患者问道：“陆医生，我这得的到底是不是癌？”他会回答说，不是癌，叫作“肉瘤”。

从分类来讲，“肉瘤”和“癌”两大类都为恶性肿瘤，腹膜后肿瘤有100多个亚型，80%是“肉瘤”，比如脂肪肉瘤、平滑肌肉瘤、血管肉瘤……,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腹膜后肿瘤还有一个特点，手术切除后非常容易局部复发，这是它和癌的又一区别。

由于腹膜后肿瘤藏得极深，早期症状隐匿。有部分患者是体检时发现的，少部分患者会有腹痛、腹胀、没食欲的表现，由于这些症状的非特异性，会被误认为是胃病、胆囊疾病、胰腺疾病等，从而未能得到及时诊断。到后期，肿瘤迅速膨胀，很多患者就诊时，呈现出大腹便便的状态。

2011年7月，陆维祺接诊了一位腹大如鼓的女患者。患者姓童，时年38岁。半年多前突然感觉腹胀明显，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最先去一家著名三甲医院就诊，该院妇科为其实施手术，但因肿瘤巨大且牵扯累及多个器官，术中出血量达2000ml，无法继续进行，无奈之下只能关闭腹腔，放弃肿瘤切除，病理诊断为静脉内平滑肌瘤病。这虽是一种生长于腹膜后的良性肿瘤，但肿瘤可在血管腔内生长，沿血管攀爬，甚至可至心脏，最终导致患者死亡。

童女士带着遗憾出院后，又在上海多家大型医院辗转求医，皆因病情复杂、诊疗困难被告无计可施。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她慕名来到陆维祺的诊室。陆维祺请放射诊断科蒋亚平教授全面分析影像学资料，发现童女士的肿瘤极其巨大，几乎占据了整个腹盆腔，并与肠管、肾脏、输尿管、膀胱等多个脏器关系密切，还推移压迫了人体内最粗大的血管——下腔静脉及腹主动脉。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患者右侧髂静脉内长满了肿瘤，且肿瘤沿髂静脉、下腔静脉一直延伸至右心房，跨过三尖瓣直入右心房。倘若肿瘤脱落，随时都有造成患者猝死的危险。据当年可查的国外文献报道，此类肿瘤累及心脏的病例仅200余例，国内则鲜有记载，而肿瘤如此之巨、受累脏器如此之多、之广，病情如此之复杂、凶险，令已诊治过许多腹膜后肿瘤患者的陆维祺也倍感棘手。

陆维祺迅速会同腹膜后肿瘤专家组进行多学科联合大会诊。两个关键问题摆在面前：第一，能否手术治疗？从该患者的情况来看，手术难度极大、风险极高，极有可能因术中大出血、肿瘤脱落等不确定因素，导致下不了手术台，手术医生将承担莫大的风险。且这台手术需要心外科、泌尿外科、影像科、麻醉科、输血科等多学科多部门密切协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一丁点问题，都可能导致最坏的结果，那就是患者死亡。

第二，手术如何做？是先取出患者血管、心脏内那颗“定时炸弹”？还是先切除腹腔内巨大的肿瘤？部分专家认为，应胸腹联合术式一次完成，但是这对麻醉技术要求高，创伤大，且手术时间过长，增加了重要脏器缺血性损伤和凝血功能障碍等危险。也有部分专家认为，应该分两次手术，优点是避免了体外循环肝素化血液不凝固引起出血的风险，还可减少肿瘤播散和肺栓塞发生的几率，但明显增加了患者的痛苦和很多其他不确定性风险。

中山医院腹膜后及软组织肿瘤团队为童女士进行MDT（多学科讨论）

在广泛查阅国际上该病的最新文献及资料，反复商讨斟酌后，大家达成了共识，愿为挽救生命而勇担风险。陆维祺把童女士和她的父亲请到办公室，告诉她：“如果你愿意冒这个风险，也相信我们团队，我们愿意为你去尽我们所能。”

最终确定下来的手术方案是采取胸腹联合术式，先开胸取栓塞，再开腹切肿瘤。手术用血是重要前提，为此输血科主任多次与上海市血液中心联系，协调调拨了8000ml备血。同时，为了减少术中肿瘤出血，专家组提出术前由介入科专家进行肿瘤血管栓塞治疗。为了达到最佳治疗效果，介入手术须在术前一天进行。

这是陆维祺调到分部任职后首次回到本院做手术，还是超高难度的超大手术，如同大战在即一般，素来淡定的他，也倍感压力。他知道患者心里一定十分恐慌，手术前一日下午四点，他和团队成员一起去病房看望童女士，予以鼓励和安抚，并与她合影。离开前，他对童女士意味深长地说：“相信这不是我们最后的合影！”

童女士和父亲手术前一天与陆维祺及其他专家合影

2011年7月19日晚22时程洁敏教授完成了子宫动脉栓塞治疗。

2011年7月20日8:30分，参与手术的专家们进入78号手术室。9：00，麻醉科主任带领麻醉小组上手术台开始麻醉，麻醉成功。9:45分，心外科主任王春生教授、夏利民副教授以手术锯劈开胸腔、打开心包。一个小时后，王春生教授将长约50厘米的肿瘤从跳动的心脏中完整取出。11:30分，体外循环结束，心脏手术顺利完成，心外科手术组撤离。

麻醉科医生迅速用药物将患者体内不凝固状态的血液恢复至凝血功能良好的状态，以减少腹部手术广泛渗血。接着，陆维祺和普外科张勇教授、朱隽副教授，泌尿外科张立教授、许明教授，妇产科屠蕊沁教授、马丽主治医师站到了手术台前。

腹腔手术开始。腹膜刚被电刀切开，部分肿瘤立即从切口挤出来，胸腔探查发现，巨大肿瘤占满了整个腹腔，表面布满蚯蚓般怒张的血管，稍一碰触，即血如泉涌。肠道广泛粘连、肾脏、胰脏、膀胱被挤压得远离正常生理位置，右侧输尿管下段被肿瘤紧紧包裹。

困难和风险远比想象中大，沉重的紧张感笼罩在无影灯下，稍有差池就是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陆维祺神色如常、手上没有半分迟疑，超声刀行进稳定而均匀，一丝丝一缕缕、层层推进，细致而精准地沿着脏器包膜、大血管外壁一点点剥离肿块，慢慢挑开肿瘤周围结构的粘连……

缝合、结扎、切开，陆维祺渐入佳境，一切有条不紊，监控仪屏幕上几种颜色的波纹始终平稳。一声按捺不住喜悦：“肿瘤快要下来了！”只见肿瘤与周围组织只余最后一线之连了。“最后一刀”！手起刀落间，那模样狰狞的巨瘤被完整切除，该肿瘤重达10·6公斤，大小约40×38×25㎝。手术室内一片欢呼……

随后，复杂的组织和器官修复手术开始了。16:10，泌尿科专家组将右侧输尿管种植完成；16:40，妇产科专家组盆腔血管清扫完成。介入超声科和血管外科运用术中血管彩超确认，患者受累血管内无肿瘤残留。

17:50，手术全部结束。全程密切关注手术进展的秦新裕教授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向手术组全体成员表示祝贺。

18:30，病人完全苏醒，送至ICU病房，各项生命指征正常。

经过惊心动魄的10小时，这场中山医院10个科室20余位专家联手奋战的高难度手术“接力赛”圆满成功。这也标志着中山医院的整体医疗水平及腹膜后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协作组在疑难重症病例救治方面又跨上一个新台阶。

术后童女士恢复顺利，一周左右便可在家人的搀扶下下床活动，术后三周即康复出院。

出院前，童女士给为自己做手术的专家团写了满满3页纸的感谢信。信中她说：“当我的家人看到切除下来的重达21斤的巨大肿瘤时，他们激动得哭了，为我摆脱了如此累赘，终得解除病痛而欣慰，又为医生们精湛、高超的医疗技术而钦佩，更为现代医学发展所创造的奇迹而惊叹！中山医院再一次创造了医学奇迹！”

为1%的希望尽100%的努力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我决心接近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

以上每一名中国医学生在新生入学宣誓仪式中必须诵读的誓言，也是医生职业精神的核心体现。但医生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面对手术的高风险和日渐紧张的医患关系，有的医生选择回避风险、明哲保身也无可厚非。常有人劝陆维祺，已经功成名就了，没必要总是去冒险，要学会保护自己。面对如此忠告，他通常坦然笑道：“外科医生不敢去冒险？怎么救人！”面对腹膜后肿瘤这种难诊治的罕见病，他愿意带领团队一次又一次勇担重任、攻坚克难。

其实陆维祺并非从不拒绝，只是他的拒绝更像是对患者的一种提醒和筛选。由于腹膜后肿瘤诊治的特殊性，他需要用这种方式确认患者和其家属能否真正明白病情的复杂、治疗的难度和手术的风险，倘若患者在充分了解这些后依然能够做出抉择，并能接受最坏的可能，那他就愿意为这份性命相托的信任背水一战，为1%的希望尽100%的可能。

2015年，应先生带着女儿敬霞来到陆维祺的诊室。26岁的敬霞在一次单位体检中发现异常，先去上海一著名的三甲医院看专家门诊，做了X光射线检查发现腹膜后有巨大肿瘤，那位专家推荐了陆维祺，说这是上海看此类病最好的医生。

陆维祺为敬霞召开了MDT（多学科诊疗）。从影像资料来看，患者的巨大肿瘤从肾静脉一直长到下腔静脉，双侧肾动脉局部受包绕。第一次讨论后，专家们都觉得肿瘤切除非常困难。本着病理先行，根据病理制定治疗和手术方案的原则，再看患者的病理报告，不是腺癌，是小圆细胞恶性肿瘤。综合而言，手术中极易造成严重的大出血，风险太大，预后极差，不建议手术。

应先生不愿轻易放弃，请求陆维祺说：“陆教授，拜托你和你的团队答应给我女儿做手术吧，她这么年轻，正在筹备婚礼，我就这一个女儿，真的不想失去她，如果你们不能做这场手术，她就彻底没有生存的希望了。”

敬霞也对陆维祺说：“陆医生，请你救救我，我真的很想完成婚礼。”她还拿出一张婚纱照给陆维祺看。照片上敬霞身披白纱、微微颔首，清秀的瓜子脸上洋溢着甜美幸福的笑容。

常言道，医者父母心。陆维祺是医生，也是一名父亲，面对这对父女俩的苦苦恳求，他实在不忍再拒绝，决定为他们拼一把。与团队成员反复商量，制定出了较为稳妥的手术方案，但这台手术也必须使用体外循环系统的支持才有可能成功

这是中山医院继童女士的手术之后，第二例使用体外循环系统支持开展的腹膜后肿瘤手术。陆维祺从早上8：00开始，做到中午12：00，刚刚才把肿瘤主体完全握在手中。但其瘤栓部分还死死地埋在左肾静脉和下腔静脉内，要完全切除和淘尽瘤栓其困难程度就像在万丈悬崖之间的钢丝绳上跳舞--结局恐怖

“让我先休息一会儿。”陆维祺暂时下了手术台，去安静的地方喘口气、喝点水，闭目宁静片刻后，又回来继续。在从左肾静脉到下腔静脉的交界处把肿瘤剪断，没有出血，取下腔静脉内瘤栓，血管向外开始汹涌喷血，双套吸引器开足马力同时吸血，好在有体外循环的支持，喷出的血液经过滤还能输回患者体内，之后，血管外科杨珏教授进行血管缝合……最终，手术成功。

敬霞出院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就回归了正常生活。她如愿完成了婚礼，假期出去旅行，年节时与亲友欢聚。她感谢陆维祺带领的团队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每年都会来找陆医生合影。陆维祺也把她的婚纱照和与她的合影放在专业会议的PPT里展示，让同行都能从这个成功病例上获得启发与鼓舞。

陆维祺与敬霞合影

本文开头讲的那位患者小雨，陆维祺也曾经犹豫是否要为她做手术。小雨比当初的敬霞更年轻，病情更严重，预后更差，手术的风险同样大，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刀“开与不开”就成了道德难题。

陆维祺对小雨第一次进入自己诊室的样子记忆深刻，她坐在轮椅上被母亲推进来，脸色惨白，嘴唇也没有一丝血色，小小的光头和脸颊因皮下脂肪已消耗殆尽而显得轮廓十分突出，身体薄薄一片，高耸的腹部尤为突兀。他心里一沉，知道这个孩子情况必定很差。小雨母亲递上一叠影像资料和检查报告，讲述带女儿治病的经历，陆维祺一边听和看，一边摇头深叹，尽管已“阅病无数”，可每次见到这样年轻的重症患者，他都难免揪心不已。

2025年6月，大学毕业不久，刚刚开始工作的小雨觉得自己肚子明显变大，起先跟母亲说自己发胖了，后来经同事提醒去苏州市立医院检查，发现盆腔有积液和巨大占位，做了PET-CT，初步判断可能是卵巢来源的恶性肿瘤，且伴肝脏、肠系膜、腹膜、横隔、淋巴结广泛转移，有局部出血。7月初，母亲带小雨来上海求医，外院穿刺病理结果：初步判断为促结缔组织增生性小圆细胞肿瘤。

7月20号，小雨一家辗转打听后，来到中山医院看肿瘤内科周宇红主任的门诊，做了胸腹盆腔增强CT等检查后，诊断为盆腔结缔组织恶性肿瘤第四期，因肿瘤已继发到肾、淋巴、肝、腹腔，被告知肿瘤恶性程度高、预后差，治疗风险大。家属积极要求治疗，制定方案开始化疗和腹灌注治疗。好消息是，小雨的肿瘤对化疗很敏感，效果明显。但三期化疗之后，由于骨髓造血功能抑制、黏膜损伤、肿瘤坏死等原因引发严重出血，出现大量血性腹水，重度贫血及低蛋白血症。考虑到小雨整体状况较差，难以耐受进一步化疗，进行腹腔灌注治疗、引流腹水之后，出院回苏州进行输血和营养治疗。

12月中旬，小雨因腹腔内出血严重又回到中山医院。此前在苏州当地的医院，为小雨抽腹水之后，一度下了病危通知书，当时的小雨坐立难安，夜间难眠，喝水进食都会呕吐。肿瘤内科周主任建议他们找陆维祺主任，说小雨眼下这个情况，只有你陆主任手术能解决。陆维祺稍作思索后，问小雨母亲，你知道孩子现在如果做手术会面临什么吗？小雨母亲说：“陆教授，我什么都不懂，听说只有你能救我们家小雨，我们全靠你了。”听了这话，陆维祺提高音量：“你是个母亲，你的孩子生了这么严重的病，你到现在了怎么能说自己什么都不懂？否则我作为医生给出诊断和治疗方案，你怎么帮孩子做选择？！全靠我们医生可不行，做这么大的手术，生死攸关，需要你们患者和家属做决定，“救还是放弃”！

第二次来看诊，小雨母亲进门就道歉：“陆主任，上回我不会说话，让你生气了，对不起啊，你别见怪。”陆维祺笑道，上回说啥我都忘记了，孩子怎么样了？他发觉小雨的神情很平静，几乎看不出变化，似乎医生和母亲说的话都与她无关。这种表情陆维祺不陌生，他曾经很多次在危重患者脸上看到过，这是一种受尽痛苦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对抗残酷病魔、干脆暂时隔离所有外在刺激和内在情绪起伏的无奈。他查看了小雨腹水的情况，告诉小雨母亲：“做手术本来是要等排期的，但这个孩子等不了，继续出血，就来不及了。我会尽快安排，你们全家也要做好准备。手术的风险你们都知悉了，都能接受对吧。”母亲使劲点头：“都明白，您愿意给小雨做这次手术，我们万分感激，不论结果怎样我们都能接受。”

陆维祺心里清楚，小雨这次手术即使成功，预后和生存期也不会很长。他想起英国神经外科医生亨利·马什在著作《一个医生的自白》中，讲述为一名六岁女孩切除巨大脑肿瘤手术的经历，马什写道：“无论我们做什么，这个孩子都会死去。”手术中，他竭尽全力在分毫之中保护那些可能已遭破坏的神经结构，但最终只能想：“所有我们能做的，就是延缓她的死亡。”对于小雨，陆维祺不仅想延缓小雨的死亡，还想尽可能减少小雨在有限生存期内的痛苦。

每当面对敬霞、小雨这样的患者，陆维祺还会想起一部对自己触动极大的美剧《周一清晨》，剧中外科主任HardingHooten通过每周一的发病率与死亡率研讨会，让医生直面自己的错误，甚至是对“成功”病例的伦理反思，以此对“救与不救”的医疗决策进行“伦理”法官般的严苛审视，展现了对医德与人性近乎偏执的崇高追求。看此剧时，深深引发了他的共鸣：一个好医生，不仅要技术精湛，更要具备深刻的人文关怀和伦理自觉；最崇高的医德体现在对生命尊严、个体价值以及医疗行为本身正义性的无尽审视与谦卑之中。

“黄金第一刀”很重要

中国现代普通外科的主要开拓者、肝胆外科和器官移植外科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有 “中国外科之父”之名的裘法祖院士，他的“裘氏刀法”出神入化。但面对赞誉，他却曾说过：“能够不开刀的就不需要开刀；开小刀能够解决问题的就开小刀；如果必须要开大刀，就要开得彻底，开得好。”他把医术与医德融为一体，常说：“医术不论高低，医德最是重要。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

对于这位前辈先贤的教诲，陆维祺奉为圭臬。中山医院腹膜后肿瘤团队从2009年成立至今，完成了近6000例的腹膜后肿瘤手术，其中近半数病人由陆维祺主刀，患者年龄最大的101岁，最小的14岁，因腹膜后肿瘤手术次数最多的开过14刀，这数据说出来很令人惊叹。但实际上他从来不是一个追求手术量的医生，最重视的是患者的福祉和自己内心的安宁。他很重视术前评估和综合治疗，如果术前评估可以完整切除的，不一定需要做活检。但已经做过几次手术，或者评估下来手术不能达到完全根治的，就主张穿刺取得标本进行病理检查，在病理结果明确的基础上，看是否有辅助治疗的可能性。如果可以先用辅助治疗将大肿瘤缩小，可以降低手术难度，有时甚至可以彻底消灭肿瘤，如此患者就可以避免手术带来的创伤。

有些患者出于对陆维祺的信任和对尽快摆脱病痛的渴望，会缠着他要开刀，还不止一次有人对他说：“陆医生，就算死在你的手术台上，我心甘情愿。”还曾有人说：“哪怕手术失败，我也愿意做你的试验品。”听到这样的话，爱开玩笑的他会严肃起来，郑重地说：“感谢你这样信任我，但这不能成为我决定给你开刀的理由，我们医院，我们的团队，一切以患者的生命和利益为重！”

陆维祺与101岁的患者交流病情

腹膜后肿瘤是一种极易复发的肿瘤，一旦确诊，一定要去大型的有经验的综合性医院治疗。第一次开刀尤为重要，倘若是经验不足的医生做这个手术，很有可能过了几个月就会复发。如果找到有足够经验的医生做手术，能数年甚至更久复发，患者的无病生存期就能延长。患者的生存质量也和第一刀有密切关系，手术做得好，肿瘤切得干净、损伤减到最小，患者生活质量就能得到改善，反之肿瘤没切干净，或者本来不应该切除的脏器被切除、不应该造瘘的造瘘了，都会大大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所以陆维祺把重要的第一次手术称作“黄金第一刀”。

有很多患者因为错失“黄金第一刀”，来到陆维祺的诊室时已经饱受反复手术之苦。也有人在懵懂中误打误撞，头一回就找到中山医院，挂到了陆维祺的专家门诊。小袁就是这样一个幸运患者。

小袁的老家在有“西施故里”之称的诸暨，2025年春季，他开始阵发性腹痛，起初很轻微，也不频繁，自认年轻体壮的他，没太当回事。6月开始疼痛变强烈，三、五天痛一次。有天凌晨两点，他在睡梦中疼醒，打车去当地医院急诊，拍CT发现腹部有很大的肿块，有一段腹主动脉被肿瘤包裹，且表面布满血管，当地医院建议他到上海一家擅长做心血管手术的私立医院诊治。

次日上午，小袁来到上海私立医院看诊，遭到拒绝，被告知应该找一家综合性大医院看专家门诊。对上海不熟悉的他在挂号小程序上扫了一圈，看见中山医院有腹膜后肿瘤专科，下午有专家门诊，立即挂号赶去看诊，恰好这位专家就是陆维祺。原本他觉得无路可走，命运直接把他带到通往罗马的大道上。

陆维祺看了小袁带来的增强CT报告，又给他开了多项检查。等PET-CT、增强核磁共振、验血的结果都出来，看过后，辨认出大概率是副神经节瘤。小袁想起在老家的医院做了CT之后，有一个结论是这么说的。他还专门去查过，知道有些副神经节瘤会分泌激素，会让人血压骤然剧烈升高，是造成患者死亡的最大因素之一。

为防止血压飙升的危险，陆维祺让小袁住院穿刺。一周后穿刺结果出来，确实是副神经节瘤。因为从PET-CT做出来结果看，已经有转移，他为小袁召开了MDT会议，将肿瘤内科、内分泌科、放射科、介入科、血管外科的医生叫来会诊。肿瘤内科周宇红主任说，大的原发灶减瘤后，化疗或者使用靶向药对小的转移灶效果会更好。

陆维祺又把3D成像后的CT影像，跟小袁讲解。通过3D成像，小袁看见自己的肿瘤包裹了主动脉、侵犯了十二指肠，在膀胱输尿管那边有点粘连，肠管也有大部分粘连。

这种把肝癌、胆管癌的3D成像技术用于巨大的腹膜后肿瘤，也是陆维祺团队在2015年首创。因为前来求诊的患者，肿瘤都牵扯到重要脏器和血管，许多人面临极高的手术风险和艰难抉择，用这种方式，便于患者和家属明白病况、手术中的可能性和风险。一次MDT讨论中，大屏幕上首次播放患者的巨大的腹膜后肿瘤3D成像，让在场专家都有“于无声处听惊雷”之感，如今这已经成为应用于每一名患者的惯例。

陆维祺继续告诉他，这种副神经节瘤，手术中一碰触就会分泌激素，让血压瞬间飙升到200mmHg以上，麻醉科医生就要赶快降压，但是一动又会飙升。肿瘤切掉之后，激素完全没了，血压又会掉到0mmHg。倘若如此反复，心跳停了就很难抢救回来。之前有过一个病人，手术前不知道是这种肿瘤，手术开始后，主刀医生上手一摸，血压飙升，立即终止手术，送去ICU，3天后还是死亡了。陆维祺直视小袁的眼睛说：“小伙子，这种手术成功率只有50%，要么生，要么死，万一手术失败，你下不了手术台，你家人能不能接受？你是成年人了，要自己想好再做决定。”

正青春的男青年，突然生这么大的病，还要做生死抉择，一时之间小袁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一年前他不顾家人劝阻，从工作了三年的国企辞职，专职进行炒股。想要靠炒股赚钱，除了实力、技术、认知、信息之外，运气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股市里打滚的经历让他信命。他想着，光做化疗，效果不一定理想，后面早晚要开这个刀。假如肿瘤对化疗不敏感，但化疗已经对身体造成了损伤，而且肿瘤血供很丰富，长得飞快，长得更大了再开刀，岂不是更危险。与其带着定时炸弹苟活，不如放手一搏，如果这场手术扛不过去，那就是天意。

对于早已功成名就的陆维祺来说，遇到风险这么大的手术，有充分的理由拒绝，可是小袁这么年轻，肿瘤恶性程度不高，如果手术成功了，将来他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团队讨论之后，大家都愿意为他冒险。

由于这场手术的风险非同一般，小袁的术前谈话进行了3次。第一次是常规操作，跟别的手术病人一样，前一天去陆维祺诊室确认是否要手术，是否已经做好了手术准备。

第二次是陆维祺的助手王医生找小袁和家属谈，再度说明肿瘤情况、手术方案、可能出现哪些状况、最坏的结果如何。这次谈话中，王医生告诉小袁，十二指肠，从影像上看肿瘤侵犯十二指肠，可能要切掉，要重建消化道，手术中可能要做一段主动脉的置换。最大的并发症是，切完十二指肠可能会漏消化液、或者漏食物残渣，人工血管可能也会漏，这二者要是漏到一起，发生污染、蔓延，导致急性感染可能会马上致死。

小袁听到这里很害怕，心想难道我撑过了这么危险的大手术，还会因为术后并发症随时没命，他的脑子里开始放电影一样上演各种致死可能。王医生说到的其他小并发症，比如腹膜后大手术可能会隔断神经、影响生育之类，他已经不在乎了，心想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那些还重要吗？回到病房，与病友聊起来，大家都安慰他，不要太悲观，医生都是把最坏的说在前面。小袁冷静下来也知道，准备都做好了，不论多么害怕，这个能救命的手术还是得做。

第三次术前谈话是在手术当天，小袁的手术排在第二台。在病房忐忑等待的他接到电话，说陆主任要再次和他谈话。这种情况在病房里从来没见过。小袁心慌的不行，怕是出现了什么意外情况，自己的手术做不成了？来到手术室外那个术后跟家属告知结果的窗口，陆维祺出来跟他说，你最后想清楚，到底要不要做这个手术，现在还有反悔的机会，一旦进入手术室，就没法反悔了。想到自己等会儿上了手术台，就不知道还能不能下来，小袁浑身发冷，腿不由自主的发抖。但是回想遇到陆主任之后的种种，他总感觉恢复健康的希望就在不远处招手，点点头说，我确定要做。

2025年8月7号，上午十点，小袁被推进手术室，陆维祺走进来，两人互相点点头。麻醉医生开始麻醉，小袁最后一眼看见的是陆维祺鼓励的神情，随即失去了意识。

下午三点多，小袁从手术室出来被送进ICU。等他从ICU出来的时候，女朋友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手术相当成功，主动脉没切、十二指肠没切，全部是陆主任一点一点剥离下来的，只切了一小段输尿管，这结果比之前预想的好太多了。小袁欣喜至极，他此前觉得自己25岁患上腹膜后肿瘤是很不幸的，但在求医过程非常幸运，一点弯路都没走，径直遇上了陆维祺这样的顶级专家，“黄金第一刀”开得如此成功。这使他心生感恩，也对人生有了更通透和洒脱的态度。

小袁的幸运，也来自陆维祺在专业讲座和科普分享中反复强调的，腹膜后肿瘤手术患者，一定要“选对和尚找对庙”：到腹膜后肿瘤手术高流量医院去手术；到腹膜后肿瘤手术高流量科室去手术；找腹膜后肿瘤手术高流量医生做手术。

在国外，一个医院一年能做100台腹膜后手术，就可以算是看此病大流量的医院了；对医生来说，一年能开5例腹膜后肿瘤，就已经算是治疗此病大流量的医生了。从2009年7月成立中山医院普外科腹膜后肿瘤亚专科起，复旦中山腹膜后与软组织肿瘤外科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年手术量最大的单体腹膜后软组织肿瘤诊疗中心之一。截至2025年底，学科已累计完成腹膜后软组织肿瘤手术5773例。其中2023年和2024年腹膜后软组织肿瘤年手术例数连续2年居全国首位。2024年新创单中心年完成腹膜后软组织肿瘤手术例数新纪录（786例），2025年单中心完成超1000例。

“万山红遍” 传承与协作

作为专科创建者，陆维祺不仅专注于临床救治，更重视人才培养与技术传承。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术、经验和诊疗思路传授给学生：从解剖结构的细致讲解，到手术技巧的亲手示范，从病例分析的循循善诱，到医德医风的以身作则。他常对学生们说：“医学是需要传承的事业，你们不仅要学好技术，更要守住医者的初心。”

腹膜后手术难度极高，堪称“外科皇冠上最后的明珠”。所有腹膜后肿瘤手术都是在脆弱的血管旁边“跳舞”，陆维祺习惯使用一把专用的小号Mixter血管钳，凭借钳尖碰到血管一瞬间的弹性和触感去判断分寸、掌握时机。一个外科医生要做到他这样精准自如，需要有数百例上千例患者的手术经验，过人的胆识源于千锤百炼的积累，精湛的技术在无数次攻坚中淬炼而成。

外科医生的成长，从助手到主刀，从常规操作到可以进行越来越多的高难度操作，一方面看手术量的积累和个人的悟性，还有很重要一点是主刀医生能不能放手，当一个外科医生经验和技术都已足够，又获得了独当一面的机会，就能在一场又一场充满未知挑战的大手术中不断解锁新的技能点，迅速成长为中流砥柱。所以作为导师和主刀医生，陆维祺愿意充分放手，给有潜力的年轻人机会，作为科室主任和MDT负责人，他愿意充分担责，让团队精诚协作造福更多患者。

如今，在治疗腹膜后肿瘤这个领域，业内和患者群中流传着“北罗南陆”的说法，“北罗”是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罗成华，南陆就是指陆维祺。在陆维祺看来，全国最擅长腹膜后肿瘤治疗的专家不足数十人，虽然各自坚守在全国各大城市最好的综合性医院的普外科，但彼此之间，并无地域和派别之分，反倒格外团结。专家们每次在学术会议上相聚，都会专门花时间交流，了解彼此有什么新的技术进展、诊疗思路。在日常工作中遇上外地来的患者，也会主动推荐患者去找所在地最好的腹膜后肿瘤专家，便于患者减少治疗过程中人力物力的不必要消耗。

在大家的合力推动下，2016年5月，中国研究型医学会腹膜后与盆底疾病专业委员会成立；当年10月，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软组织肿瘤分会成立；2020年8月，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腹膜后肿瘤专业委员会成立。

在2021复旦软组织肉瘤高峰论坛上，陆维祺作了主题为《腹膜后肿瘤外科高光时刻的序幕》的讲座，他从腹膜后肿瘤的最早的文献记载讲起，回溯腹膜后“肉瘤”的来历和现代肿瘤学先驱Dr.James Ewing著作中对软组织肿瘤的定义；从国际上现代腹膜后肿瘤外科的开始、发展、协作，讲到中国腹膜后肿瘤外科的发展及地位，责任和使命。

最后点题时，他激情澎湃地说：“我们腹膜后肿瘤外科的持续发展，需要多学科、多团队、多中心甚至全球之间的协作；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者的沉淀积累、薪火相传。我呼吁，在座的同道们，一起行动起来！”他话音未落，满堂喝彩久久不歇，大屏幕上的背景是他最喜欢的一幅国画，李可染先生的《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陆维祺在2024第十七届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年会发言

2022年8月16日，由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人民日报社健康时报共同主办，人民日报社及其社属媒体共同支持、参与的年度医生学术活动第五届人民名医盛典举行。活动以“权威、客观、公正”为原则，以“推举医者榜样，引领尊医舆论，促进人民健康”为主题。在此次活动中，陆维祺当选获得了“人民名医·卓越建树”荣誉奖项。

如今，已经生存了15年的童女士身体健康、生活安定。

小雨的手术于2025年12月26日下午13:13分结束，手术顺利，元旦后出院。

敬霞无病生存了近九年后，在一次随访中发现自己体内的肿瘤复发。这次复发有全身转移，肺部、大脑都有转移灶，因找不到有效的治疗方案，于2024年3月去世。她离去的时候还很年轻，但在同类病人中，10年生存期算很长了。应先生老来丧女的悲痛难以消解，但回望女儿过去十年如彩霞般绚丽的生命体验，他觉得女儿此生虽长度有限，但绽放灿烂过了，也算无憾。

小袁出院后，现在要口服靶向药，每个月要打针以抑制骨质破坏，但整体上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状态，又开始在股票市场上鏖战。他定期回中山医院随访，每次都特地去看陆维祺。见他生龙活虎地走进诊室，陆维祺总是笑得很开怀，夸他说：“小伙子恢复得蛮好！还会问上一句“股票上赚了多少？”，小袁答：“又赢了50%，哈！”

从实习医生到外科主任，从开创新科到成为领域权威，行医四十多年以来，陆维祺的头衔变了，两鬓斑白了，职业理想却从未改变。他依然每天步履生风地奔走在诊室、会议室、手术室、监护室之间；依然习惯在手术前夜认真细致地把患者的病史、检查报告、影像资料再温习一遍；依然为每一位患者的康复而欢喜，为每一次技术进步而振奋。现在他把接力棒交到了共同打拼的张勇教授和童汉兴副教授手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普外科腹膜后肿瘤的治疗，从亚专科到腹膜后及软组织肿瘤外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一次次突破禁区，超越极限，成为摆渡了无数患者的“生命港湾”。65岁的他将继续用柳叶刀在摘取“外科皇冠上最后的明珠”中诠释“儿女性情，英雄肝胆，神仙手眼，菩萨心肠”的大医境界。

中山医院腹膜后及软组织肿瘤外科团队

作者王萌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著有长篇小说：《大爱无声》《米九》《爱如晨曦》，散文集《路上好姑娘》，红色起点之《铿锵序曲——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潜行与守护——中央文库保存纪实》，另有小说、诗歌、散文、纪实散见于《上海文学》《天涯》《诗歌月刊》《散文选刊》等。